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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断赫维的话问道:既然汤姆森公司多年来都是一个国有制公司,这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赫维告诉我:“事实上,在我们来公司之前,政府已经试图把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私有化。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e)先生的办法就是把公司连同债务一起以象征性的一法郎卖给韩国的大宇公司,这是公司的耻辱。美国人更会为此感到耻辱,他们是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刚刚收购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65%。当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员工们听到法国总理认为他们的公司只值一法郎时,他们感到受到了侮辱。对于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的亚洲分公司的员工而言,当他们得知韩国人仅花了一法郎就成为了他们的老板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公平。我记得,韩国经理们来到公司在巴黎的总部挑选自己的办公室时的情景,‘这个是我的办公室’,‘那个是你的办公室等等’。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混乱的场面。当时我们还面临着管理层收购的危险,也就是美国人离开公司的危险。如果没有美国人的话,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就一无所有了。真是难以想象后果会怎么样。”“其次,在为其他公共关系公司工作的过程中,我更多的积累了开创我自己的公司的经验,明白了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知识的积累给了我这么一个灵感:建立一种新标准,或者确切地说,进行尝试、摸索。”“在你国家的媒体上,你读过看过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人类基因工程的讨论,其中有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克雷格?文特等这些人。”我打断他说,弗朗西斯?柯林斯的父母就住在离我家有几幢房子远的同一条街上,我曾见过他。我得知,他领导了美国政府人类基因工程、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还被多家电视台采访,除此之外,他还骑摩托,弹奏普通的吉他。他是一个生物科技复兴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森笑着,继续说:“是呀,他还很笃信宗教,但是生物技术科学家并不因此而反对他。他很聪明,曾是人类基因工程的伟大领袖。但是那个工程集中于对人类基因整个体系进行排序。这么做,怎能把这些资料转变为知识呢?这就像我们的解码基因公司的侧重点,我们观看人类基因组资料,然后寻找基因差异与人差异的联系(像特定疾病、健康问题、长寿等的差异)。所以,一旦人类基因组被排序,就达到理想的境界了。我们可以钻研,可以开始传授能解决问题的知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项工作了。”金沙加微信送99彩金对于创业家而言,战略就是选择正确的产品和市场,而文化对战略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创业家的理想模式就是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都有益于企业的发展。如果企业战略有益于公司的发展,而企业文化不与之相符的话,公司的发展会受到限制,反之亦然。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应怎样做的话,那么你必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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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知识学习活动就是学习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就是说在管理各项事务的同时也要管理P L,这也是对股份所有项目的巩固。过去,公司把重点放在行政管理上,现在我们承诺的是P L管理,就是我们把重点放到了顾客身上。而且,员工们是公司的股份持有者,所以由于个人利益,他们会推动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经理们怎样才能抛弃过去的行政管理手段而成为P L管理人员呢?学习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这个培训至少可以让公司经理们更快地从政治行政经理转变为真正的商人和价值创造者。”“我回家考虑了一下这件事,然后决定抓住这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所以我就跟公司的最初创始人之一霍金斯?布莱德利(Hawkins Bradly)谈了我的想法,他最后成了我其中的一位合作伙伴。就在那时候,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工作团体,在讨论过应该由哪些人组成这个团队后,我们一致同意,要组建一个小团队,否则我们将永远都不能开展工作,我们不会组成一个5人的委员会,也不会组成一个20人的小团队,我们仅仅有4个人,包括我自己。我拥有管理经验和财务背景;另外一个有管理和营销背景,还有一个有营销和分配经验,最后一个就是拥有人力资源和行政背景的人。他们都是来自通用磨坊曾经在斯利姆?吉姆工作的人。就这样,在1981年的假期期间和1982年初,我们制定了计划,并评估了购买价格。”我的好友查理?毕肖普(Charlie Bishop)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一弊病的极端的实例。查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他有一个心理学本科学位,还有一个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以下是查理过去20年的工作记录:金沙加微信送99彩金我们看一下凯龙(Chiron)公司的协助创始人兼总裁艾德华?彭霍特(Edward Penhoet)的例子。这是一家成功的巨型生物科技公司,正是它发现了乙肝疫苗。彭霍特是从哪里学到这一行业的呢?是在商业院校吗?当然不是。他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在那儿学到了这一领域的很多东西。这些事情并不新奇。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彭霍特也从来没学过管理学。就像他们以后的数千名电脑创业家一样,他们都是工程系的学生。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是从当年免收学费的纽约市大学毕业的,他获得工程学学位,但是却能让因特尔公司成为“数字时代必不可少的精英企业”。克拉克?阿卜特(Clark Abt)又怎么样呢?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经济研究智囊团——阿卜特协会。他的薪水册上记着1 100名学者和研究员的名字。阿卜特对智力资本在组建公司过程中的价值略知一二。他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政治科学博士。现在我再举一个似乎更不合理的例子,你可以想一下当今电影制作业上最权威的女制作家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不管用谁的标准来衡量,从演电影,到导电影,再到制作好莱坞的热卖电影,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但是她从来没进过任何商业院校。她是在耶鲁戏剧学院学到“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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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发生巨大改变是可能的。这对顾客、员工和股东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对于在企业中灌输使命感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并具有传统常识才能做到像松下幸之助和沃森那样。这种创业方式并不是同顾问们一起在百慕大或夏威夷制定战略,也不是将那些刚刚印出来的企业价值海报贴满公司大楼的墙壁。但是,这种创业方式的确能够唤醒你和你的企业的使命感。他们首先是在亚洲开始他们的业务的。在每次快递的过程中,都会与一些当地人签约,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如悉尼机场的出租车司机、马来西亚的艾德熊乐啤露的销售负责人和香港的玩具推销员。就是靠着这种简单的方法,敦豪速递公司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公司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他们不需要计划、系统和程序,握握手就是一项合约。每个敦豪速递公司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可以全权控制他负责的地区。每个办事处都要遵循一个规定: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创新的基础上,敦豪速递公司的小创业家们诞生了。我们回到李国鼎先生的常识理论:控制人口、抑制通货膨胀、让群众富起来、不要总对意识形态问题忧心忡忡、创建创业型经济。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点,也是最基础性的原则,李国鼎先生曾经谨慎地称其为“培养并尊重创业家”。塑造具有创业精神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如何让它们在数十年内一直保持活力。大部分公司都改变了它们原先的企业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口号和不同的工作重点。公司成立时的企业信念和个人先进事例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了。企业文化变得十分琐碎,已经无法辨认。沃森、松下幸之助和理查德?布兰森这样的知名创业家以自己本人为榜样,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着他们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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